如果國家法律不能保護公民的私人財產，會招致怎樣的后果？亞當-斯密在《國富論》里早就論述過，他說：“如果……人民財產隨時有受侵害的危險，那么，人民往往將財產藏匿起來。這樣，當災難一旦臨頭，他們就可隨時把它帶往安全地方”。
在中國，富人們已經大規模地轉移財產至海外了。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國際移民報告》指出：“中國正在經歷第三次大規模的海外移民潮。個人資產超過1 億元的企業主中，27%已經移民，47%在考慮移民”。除了歐美加澳，那些太平洋上的島嶼，因為是離岸法區，有完備的保密制度，也成為中國富人的財富隱匿地。
轉移和隱匿財產的動機，一是財產來源不合法，二是中國的法治不健全，即使合法的財產也可能被非法掠奪。
目前，所轉移的財富總額尚無精確統計，但無疑是一個天文數字，應當占到國民生產總值的相當比例。粗略估算，近三十年中國移民約2000萬人，其中約100萬的投資移民，以投資移民平均標準每人80萬人民幣計算，轉移的資產超過8000億，加之腐敗官員或富豪的其他隱蔽渠道的資產轉移，總額應超過1萬億元，甚至更多，并且還在逐年增加。
這對于中國經濟的打擊甚大。按亞當-斯密的論述：“在生活比較安定的國家，有常識的人，皆愿用財產來求目前享樂，或求未來利潤”，中國富人所轉移和隱匿的財富，本應是在中國境內消費和投資的，必然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卻遠走他鄉了。
當然，中國富豪轉移財產，有一點積極作用，尚可平息一下我們的憤慨之情。如果他們是以人民幣換成外匯，倒是可以減輕國家外匯儲備過大的負擔，因為與其讓外匯爛在央行，或去購買美國的不良債券，還不如讓中國富人去國外揮霍。但如此安慰之說，不過是一種令人心酸的無奈而已。
他們為什么轉移資產？因為從現實和長遠看，私人財產的風險在中國真實地存在著。在宏觀上，由于法治化的穩定的政治權力結構缺失，政治走向仍然具有不確定性，一旦社會矛盾加劇和爆發，對私人財產的尊重和保護將缺乏政治基礎；在中觀上，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困難比預想的嚴酷得多，可能重新引發貨幣貶值，進而導致私人財富縮水，甚至加劇國家與民爭利；在微觀上，諸多惡法和陋法的存在，必然會成為權貴掠奪民眾財產的隱蔽工具。
問題的關鍵顯而易見地擺在我們面前，法治是健康的、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模式的必要內涵。如果中國能在未來十年經濟和社會平穩發展階段中，抓住黃金機遇，在法治建設上有真正的實質進步，奠定堅固的法治基石，那么，中國社會經濟的面貌將豁然改觀，未來將充滿希望。
最近有人反問：在法治脆弱的社會，例如中國過去三十年，為什么經濟也可以有大的發展？其實，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國突然轉向市場經濟，該轉向本身即釋放出巨大的生產力；另一方面，在投資保護方面，雖然法治薄弱，但腐敗起到了一定的替代作用，企業家將一部分利潤給政府官員，以此購買保護，構成了特定時代的發展模式。
但該模式的問題日益嚴重，腐敗掠奪了大比例的社會財富，在經濟發展的馬車上增加了巨大負擔。腐敗的金錢通常用于奢侈消費，而非社會再生產，“朱門酒肉”型產業因而紅火發展，從而扭曲社會的經濟結構。更嚴重的是，高額的腐敗最終是從勞動者身上掠奪的，導致勞動力價格被嚴重壓低。
當然，由于中國的人口紅利時代即將結束，勞動力價格必將提升。如果依然是腐敗而不是法治為企業家提供保護，高昂的腐敗金額必將壓縮產業利潤，最后導致產業利潤稀薄，投資萎縮，百業蕭條。
當前，中國已經開始史無前例的反腐斗爭，但這只是對腐敗的清算。如果清明而公正的法治不能建立起來，企業家仍將向官員支付保護費，官員仍將以權力掠奪財富，腐敗將綿綿不絕，中國政治將逃不脫周期律：腐敗——清算——再腐敗——再清算，中國社會將逃不脫沉淪和動蕩的厄運。
法治如何給企業發展和財富積累以保護和安全感，取決于法治的兩個重要維度，一是司法審判的獨立，目前正在開展的司法改革將以此為突破口；二是法律規則的豐富和明晰，這卻在司法改革的方案中被忽視了。
2010年全國人大宣布，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建成，但立法機構是站在一個鋼精框架前，宣布“法律體系”竣工了，中國的很多法律是相當簡陋的，存在著大量空白。法律規則越匱乏，司法自由裁量權越大，它就必然要成為商品，在市場上尋租。所以，如果不能提供充分、及時的法律規則，就不可能解決中國的司法腐敗問題。司法改革應當通過建立判例制，解決法律規則的及時供應問題，讓民眾對司法審判結果有相對確定的預期，獲得安全感。
建設法治的未來十年是珍貴和關鍵的十年，是修筑防洪堤壩的十年，是與時間賽跑的十年，是實現中國夢的法治戰略布局的十年。如果未來十年法治建設失敗或懈怠，中華民族的未來必將充滿太多的風險和變數。
中國的經濟發展可以在三十年內躍居世界第二，但中國人卻建不成法治國，這是讓人于心不服的。其實，法治建設的成敗，主要取決于一代政治家的見識、真誠與膽略。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即將召開，破天荒地以“依法治國”為主題，新一代政治家的見識、真誠與膽識將如何展現，人民拭目以待。（文/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王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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