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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通貨膨脹與價格管制——謹防一錯再錯
2008-3-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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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CCER中國經濟觀察第12次報告會的發言
周其仁 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
最近的情況是，在通脹指數繼續走高的形勢下，一方面貨幣供給的增長速度依然很快，一方面政府實施了臨時價格干預措施。具體看，2008年1月CPI同比增 7.1%，PPI增6.1%，而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18.94%，人民幣貸款增16.74％，而銀行的外匯貸款增加42.59％。這是在宣布從緊的貨幣政策之后發生的，容易使人認為“從緊政策”還有靈活余地。
也是在2008年1月，政府宣布“對部分重要商品及服務實行臨時價格干預措施”。到1月底，全國31省市全部實施了臨時價格干預。這個事情也不是那樣大，因為只是臨時措施，還不是價格凍結。無非就是提價要報批，不過對于敏感的商品，不那么容易批準就是了。
這兩件事看來都不大，還是小問題。但是組合到一起，小問題有變成大問題的危險。一方面，貨幣政策的實際動向沒有充分體現從緊的決心；另一方面，對市場的相對價格又實施了某種程度的管制。這樣“松貨幣供給，緊價格干預”的政策組合，不是一個好的組合。
在認識上，還是把貨幣總量引起的價格總水平上漲，與相對物價變動混為一談。近幾年來，“結構性”思維一直流行，從“結構性過熱”、“結構性房地產泡沫”、 “結構性股市泡沫”，一直到最近的“結構性物價上漲”。經濟生活里永遠有結構性問題，但不能因此忽略對總量形勢的觀察和判斷。比如以“結構性物價上漲”的角度看問題，會認為無非就是一部分物價在漲，只要對癥下藥，管住了這部分物價就可以解決問題。這是價格管制措施的思想根源。
價格管制會有什么效果呢？標準的分析說，偏離市場供求決定的價管制會產生不平衡的“缺口”。一般而言，政府管制的價格水平如果高于市場供求價，比如市價 10元的商品，政府出于某種原因認為偏低，非規定要15元才可以成交，那么這種商品的需求量就要減少，供給量就增加，于是出現供過于求的“缺口”。反過來，管制價格低于市價，就出現供不應求，因為此時需求變大、供給變小。
這個分析的好處是簡明，讓大家直觀地了解對市場價格施加管制的后果。缺點是，現實的物價管制有許多具體形式，比如有些管制措施并沒有直接干預價格，只是限制市場中人的某些行為，或限制市場合約的非價格條款，等等。這些看起來不是價管的辦法，最后也要影響到價格走勢。這要求我們在觀察現象時，作變化的處理。
今天我們簡要討論幾種商品的價格管制及其效果。第一個是電力。電是非常基礎的商品，生產生活都離不開的。但是電的矛盾有多年了，主要在定價機制方面，發電用煤的價格已經放開，但電價還由政府管制。市場煤價一直在變，可是政府決定的電價就遠不能靈敏反映市場供求。2004年國家發改委有一個煤電價格聯動方案，規定如果市場電煤的價格上升超過5%，其中30%由發電公司自己消化，70%由國家調高電價來補。但是這個方案一直沒有執行，使這幾年煤電之間的矛盾年年都成為一個大問題。
2007年以來的情況是電煤的價格大幅上升。比如浙江紹興的電煤要820元/噸，廣州更高達1000元/噸。在這個情況下維持電價不變，發電就沒有積極性，政府把發電作為政治任務來部署，問題是可以堅持多久？煤與電的矛盾早就存在，本來也要解決，無奈通脹一來，為了抑制物價上漲，政府更不敢同意提電價，這勢必使電的供不應求更加嚴重。
煤價固然是市場供求決定的，但其中也存在非價格管制的影響。年前我在山西聽到反映，隨著礦難的升級，關閉小煤礦的行動也升級。過去已經把10萬噸以下的煤礦都關了，后來關20萬噸以下的。去年洪洞煤礦特大礦難導致105人遇難，結果要求30萬噸以下的煤礦全部關閉。礦難當然必須堅決治理，許多小煤礦的安全設施差，出事故的風險高，所以關閉也是一項重要政策。但是事情有另外一面，中小煤礦對煤炭供給量在邊際上的影響很大。30萬噸以下的煤礦中，也有安全設施達到標準、在過去各類檢查中也辦齊了許可證明的。一道命令說關就關了，也許安全風險減小了，當對生產的影響就過大。這里不討論礦難治理政策，只是說明，煤價雖然是市場形成的，但其中也有類似價格下限管制的影響，其效果是把煤價頂起來的。
第二是糧食。迄今為止，全國市場糧價上漲的幅度較低，差不多是所有農產品中價格漲幅最低的。2008年1月份的價格指數，肉禽升41.2％，豬肉58.8%，鮮菜13.7％，糧食只5.7％。糧價漲幅最低，是因為連年糧食豐收，糧庫充裕，而從去年下半年后，國家糧庫向市場大量拍賣糧食，壓住了市場糧價的上升。這當然很重要，因為糧價的影響大，如果糧價像豬肉那樣漲，對整個CPI的沖擊就更大了。
但是，這樣的糧價態勢，對未來糧食生產也有某種不利的影響。因為政府靠大手拍賣庫存，與對糧價實行上限價格管制的效果是一樣的。但是，政府對待別的農產品如食油、豬肉等，并沒有使用同等的調控手段。反映到市場相對價格上，就是糧價上升偏慢，成為一個“低谷”。這對來年的糧食生產，就不是刺激增產的，而是減少生產的信號。加上政府對糧食生產的投入品如化肥、農藥，也不能靠賣庫存壓價，所以這些投入品價格漲得遠比糧價兇。南方下雪的時候，我們在浙江衢州訪問 1000畝規模的種糧大戶，前幾年他們一畝地的凈利達300－400元，去年就減到100元以內。這預示2008年繼續增產糧食的經濟誘因不足。
更重要的是，考慮糧食問題不僅要考慮生產，還要考慮一旦農民的通脹預期起來以后，就是多生產了糧食，也不愿意多賣。農民通過惜售來對付通脹，因為晚一點賣，預期的價格還要上升。在這種情況下，糧食就成為農民反通脹的手段。不可看輕了，每家農民少賣幾袋、多存幾袋糧食，加到一起對全國市場的影響就不得了。
以上提到的電力和糧食，直接間接都是上限價格管制，就是政府不準賣得貴，效果是抑制生產，減少生產和供給的意愿。同時，經濟生活里還有實施下限價格管制——就是不許東西賣得便宜——的情況。這里分析的第三個例子是勞力，因為已經開始出現不許勞力市價過低的管制傾向。
大家知道，我國的勞動力市場是開放競爭的。不過，也已經有了最低工資的管制。就是各地政府根據當地的生活水平，規定了人工的最低工資標準。經濟分析說，只要規定的最低工資與市場供求決定的水準間相差不遠，“最低工資”對勞動力供需的影響就不那么大，因為政府管制的價格靠近市價水平，沒有嚴重偏離，等于為勞力市場提供了一個標準合同。有時候勞務的供需雙方，要發現合適的價格也很麻煩，干脆照最低工資起薪，還節約了一些交易費用。這是前幾年很多地方的情況。
但是通脹指數上漲、特別是對工人生活影響極大的食品價格飛漲之后，新問題就出現了。有的地方最低工資的調整跟不上物價的變化，企業如果還是按過去規定的最低薪水付薪水，工人就不干，因為他們的收入趕不上食品這類“打工成本”的上漲幅度，這時“最低工資”就變成了勞務的上限價格管制，有打擊勞動供給的效果。另外一些地方，大幅提升最低工資來應對通脹壓力，試圖在通脹條件下維持下限價格管制。還有一些地方，已經提出要把通脹指數與最低工資掛鉤，也就是對最低工資作通脹指數化的處理，使之可以自動反映通脹的變化。這后兩種情況，相當于對勞務實行下限價管，有造成供大于求的效果，值得認真觀察。 當下反應比較強烈的，是國家對勞力市場的非價格管制，特別是從2008年1月生效的新勞動合同法。最近差不多家家都在談，且受影響的還不單單是“企業”，還包括所有的“用人單位”。這個法案涉及的面很寬，需要專門討論。這里只討論它與通脹形勢的關聯。以最近了解的一個情況為例，港口一周七天都有船來，所以每天、包括周六和周日，都需要人工裝卸。如果法例規定凡假日工作一定要加薪，那裝卸的人工成本就高了。這樣法定的條款，雖不是直接定價，但等于是一種非價格管制，人為提升人工成本。類似地，強化就業保障以及對勞動合同的法定干預，也有類似效果。
輿論容易認為，通過法律干預人為提升勞動報酬的辦法，對工人有利。但是仔細分析，對勞動關系的價格和非價格干預，除了有利于勞動者的一面，也還有不利的一面。因為勞動者固然可以依法提升勞動收入、改善勞動條件、增加就業保障，但由于這些立法限制相當于一種價格下限管制，它在提升人工價格的同時，也有減少對勞力需求的效果。這就意味著就業空間因此減少。這兩面并存的正負效果，究竟孰輕孰重，要看具體環境。我國的情況是，雖然出現了局部地區“民工荒”，但每年新增就業的壓力還是很大的。有報道說去年畢業的500萬大學生，尚有100萬還沒找到工作。今年從“用人單位”的態度看，招工會更猶豫。本來，日趨激烈的產業重組、升級和調整，勢必帶來相當規模勞力的轉崗和下崗。在這種情況下，在有崗位工人的利益提升與不得就業之門而入的工人利益之間，要有更謹慎的平衡考慮。從南方的情況看，因為市場變動帶來的就業壓力已經很大，加上新法規對就業量可能的影響，2008年增加就業的形勢非常嚴峻。
第四是土地。這個問題我們在過去的“CCER中國經濟觀察”上討論過幾次。去年政府宣布城鎮居民不得購買農村的小產權房。這個政策的含義是什么？我們不妨問，農民為什么要把小產權房賣給城里人？原因無非是城里人出價高一點。所以，不準出售就限制了小產權房的賣家即農村人的利益。再問城里人為什么要買小產權房？原因無非價格相對便宜一些，政策不準城里人買，等于要他們買貴的，損害了城里人的利益。中國人不是農村人就是城里人，禁止小產權房賣給城里人的政策同時損害了城鄉兩個方面，所以從根本上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好政策。當然這也許只是暫時的“叫停”，因為目前情況比較亂。農民土地一到流轉的環節，非要“集體”出面不可。而“集體”制——正如過去幾十年的經驗教訓所顯示的——并不能自動保證農民的利益。像小產權房交易這樣的事，到底農民得了多少，“集體”或少數村莊權力人物又得了多少，完全沒有章法，不得已叫停一下也有道理。
要討論的是，維持國家征地和獨家向市場供應建設用地的體制，實質上也是一種對土地要素實施下限價格管制的制度。它人為降低了土地供給之間的競爭，推高了地價。過去我們分析過，地價是不能決定房價的，因為房價首先由需求決定。不過給定市場對房屋的需求，地價越高，結果只有高價位的房屋需求才優先得到滿足，于是觀察得到的房屋成交價，就都是高價位的了。一面希望房價不要升得那么快，一面又規定土地決不能賣得便宜，這無論如何是加不到一起的。
上面我們討論的四種產品，電力和糧食是產出，勞力和土地是投入的要素。很有意思，目前的情況是對產出品實行價格的上限管制，也就是政府為了控制物價水平的過快上漲，用行政命令或法律手段限定了產出品的最高價位；同時又對投入的要素實行價格的下限管制，就是不準賣得便宜。
這樣兩種價格管制的結合，將有什么結果呢？我認為最明顯的后果就是打擊生產。這其實是不難明白的——出售之物不得低于市價，投入之物又必須高于市價，兩頭擠壓生產者，人家還不是只好減少生產、退出生產？上世紀80年代中期，飼料糧價格先放開，但生豬還按政府定的低價收購，當時江蘇農民就發牢騷說，“議價飼料平價豬，誰養豬誰是豬”。現在的“飼料”不但市場議價，而且非貴過市價不可，那豈不是“誰養豬誰還不如豬”了嗎？
這就是為什么說小問題可能變成大問題。因為通脹和通脹預期一旦起來，即使果斷地釜底抽薪，緊縮貨幣供應量，已經發出去的貨幣和已經啟動的通脹預期，還是要在市場上起作用。所以，通脹一旦起來，一般不會馬上下去。這個時候，鼓勵生產、增加生產很重要，因為只有拿出更多的商品和服務，才能對付市場上已經偏多的貨幣購買力。在這個緊要關頭，不當價管打擊生產，無異于為通脹火上澆油。
這里有一個挑戰性的問題，就是在通脹的背景下，還要不要充分發揮價格機制的功能？我們注意到，去年年底的時候，發改委堅持2008年要提升中國的能源和資源價格，校正長久以來的價格失真。這是對的，否則什么保護環境、節能減排，統統不過喊口號而已，沒有經濟機制要求人們普遍如此行為。但是通脹指數高了之后，政府的第一位任務轉向“摁住”物價，原定的價格改革——包括電價調整——不得不押后。
但是，我們認為物價管制不但替代不了貨幣管理，也永遠消除不了通脹。相反，即使在通脹的情況下，也要充分發揮價格機制調節供求的作用，特別不能用不當的價管組合來打擊生產，那樣只會助長通脹和通脹預期，從而延長甚至加劇通脹。此事知易行難，70初美國尼克松總統在“石油危機”沖擊后，宣布凍結美國的石油和工資價格，可是因為貨幣過多的問題沒解決，結果物價管制打擊了供給，使“短缺”更加嚴重——人們都增加了囤積貨物的傾向。等到物價管制實在守不住，通脹指數立刻迅猛上漲。這說明，氣溫高的時候試圖把“氣溫計”壓住，于事無補。瞞天不能過海，不準確的氣溫計，誰也不會當一回事，大家憑感覺行動。
現在的困難是，人們對“從緊”的貨幣政策還有很大的保留，因為看到美國經濟和國際市場下行的風險增加，中國的出口部門正面臨嚴重調整，也出現了企業搬遷、就業困難等新問題。在此壓力下，更傾向于“靈活的”貨幣政策，不時要求增加貨幣的供給。另一方面，傳統思路又總把通脹看成物價現象，習慣用管制物價的辦法來“治理通脹”。到了物價管制的層面，再來一個投入品限低價、產出品限高價——所有這些因素湊到了一起，有可能有大麻煩。好比一口鍋，已經燒得很熱，但下不了決心撤火，反而鍋下加把柴，鍋上壓個蓋。那樣的結局，不是把飯燒糊，就是把鍋燒炸。因此，如果說“松貨幣”是一錯，“緊物價”就是再錯。對付通貨膨脹要謹防一錯再錯，考慮“釜底抽薪緊貨幣，松動價管促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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