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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農民工法律援助經費年人均不足一元 律師稱維權難
2010-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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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也是“五五普法”規劃的最后一年。在這次普法中，農民工被列為重點對象。帶著對農民工維權狀況的疑問，記者走進了四川省唯一的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 昨日，在四川省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辦公室里，還放著厚厚的一疊判決書。公益律師汪坤說，這只是農民工討薪官司的判決書，從去年5月打到現在，終于有了結果。 從今年1月到10月，工作站已經受理了219件案子，幾乎占到成立4年來受理案子總數的1/3。工作站主任李鐵律師說，“五五”普法規劃將農民列入了重點普法對象，農民工的法律維權意識的確增強了不少，但維權現狀卻并不讓人樂觀。 難 給農民工講法都可能受到威脅 “不好意思，我們這里沒有招牌，不太好找。”設在十二橋路的這個工作站，只有3間辦公室，要從一個網吧的小門進去，才看得到。負責日常工作的杜偉律師說，2008年搬到這里后，因為物管不讓在2樓掛招牌，他們只能在網吧后面設了塊牌子，但還是有很多維權的農民工找不到地方。 在這里當職的公益律師，都不能在外接收費的官司，每個月工資不超過2000元。現在這里律師的人數已經從最初的6人減到了4人。除了每年上千起的農民工維權咨詢外，這個工作站已經幫助1026名農民工打官司，連行政人員在內的5個人一直都是超負荷工作。 “不要說打官司取證，就是給農民工講法，都可能受到威脅。”幾乎每次幫助農民工維權，律師們都會遭受白眼，甚至是人身威脅。 工作站剛成立時，曾在成都的各個工地開辦民工夜校，但每次都會遭遇開發商和建筑承包方的阻攔。工作站主任李鐵律師清楚的記得，成都某樓盤工地第一次開課，開發商老板和十幾個包工頭在教室后面坐成一排。一個多小時的普法課，聽課的農民工沒有一個敢問問題。律師們只好在課程結束后，悄悄給農民工塞小冊子，讓他們有問題就打電話。 難 一起工傷拖3年 程序要走14個 “有時一個工傷案子，要走14個程序，還不一定要得到錢。”工作站成立不久，就接到了農民工王楊(化名)的工傷案子，但由于他參與修建的樓盤是層層轉包，開發商和各級承包商現在都在打官司。時間過去3年多，還是處于中止狀態。 李鐵說，就算能等到用工方的官司完結，王楊依然要走14個程序。從勞動關系仲裁到工傷認定、工傷仲裁，幾乎其中的每個環節，只要用工方不服結果，就會上訴、把案子拖到二審。如果一切順利，判決賠付，用工方依然會拖，就只得申請法院強制執行。 “其實很多農民工不是不想維權，而是拖不起。”法院開庭時，用工方的委托代理人，往往是知名律師事務所的大牌律師，手里握著大量證據。而工作站成立4年來，沒有見過一個農民工有完整的勞務合同。工作站的律師為了取證，需要花費比對方高出數倍，甚至數十倍的時間。 難 法律援助經費 農民工年人均不足一元 四川省司法廳廳長劉作明在“普法日”前夕曾接受記者采訪，他表示，目前四川農民工的法制生存狀態可以說是有喜有憂，劉作明說，在四川輸出到沿海的農民和農民工中，已經出現了大量的維權志愿者。并且他們非常智慧，開始了“用腳投票”，這些年大量農民工的回流，恰恰說明他們已經意識保護自身權利的重要性。我們各級政府需要轉換觀念，建立強有力的法律援助機構，還需要整合各方面資源，要讓他們感到他們背后永遠有一個強大的法律后盾。 劉作明說，我們曾經算過一筆賬，四川全部的法律援助經費加在一起1800萬，而去年全省有2200萬外出務工人員，人均一年不足一塊錢，但通過計算，在法律援助這塊，政府投入一塊錢就能幫助農民工挽回11塊錢的損失。今年我們已經申報了2200萬的法律援助經費，明年希望可以達到每人一年一塊錢。 專家：農民工法制生存環境不容樂觀 四川省法律援助工作站主任李鐵律師：“五五普法”以來，農民工已經意識到只有具備一定法律知識，才可能融入城市生活。現在全國只有23個農民工法律援助站點，但僅靠這點力量，僅有農民工自身維權的堅持還不夠，如果能夠有社會更多方面的關注，農民工的生存狀態才可能得到改善。 西南民族大學法學院院長王允武教授：社會上不斷出現的農民工“討薪”及其他維權活動，往往采取“極端”的行為，就是最好的說明。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對“農民工法律意識的增強”應持謹慎的樂觀，普法宣傳仍然“任重道遠”。 四川省行政學院法學副教授杜祥平：城鄉一體化的進程加快，農民工已經成為了法律宣傳的溝通媒介，他們已經意識到依法維權的重要性。但農民工依然是社會上的弱勢群體。他們的法制生存環境依然不容樂觀，還需要社會和法律為他們提供更為強大的后盾。 案例 為100元打官司 農民工認真我們就認真 在工作站里，有兩件官司讓律師們一直記在心里，一起是賠付只有100元，一起賠付則高達上百萬元。 “那是我見過最堅持的一個農民工。”今年上半年，楊敏(化名)剛到成都某酒店工作一個星期，就被無故辭退，一分錢都沒拿到。工作站的律師幫她維權，酒店老板扔了100元當作補償。楊敏不答應，說“按照規定，還有100塊錢該付給我。”在后來的幾個月里，工作站的律師幫著她幾次找到勞動監察部門，和酒店協商甚至取證準備上訴。一開始，包括楊敏友人在內的很多人都不理解，代理律師也是屢遭白眼。但當拿到賠付時，楊敏和代理律師都很高興，李鐵說：“其實看她認真了，我們也就認真了。” 2006年年末，147名沒拿到工資的農民工在成都市內聚集，有人試著找到工作站幫忙維權。“當天下午，來簽字委托的農民工排到了下個街口。”這些農民工都在某大型樓盤工地上班，當聽說這里律師可以幫忙時，工作站門口排滿了等著幫助的農民工，很多人自帶板凳，坐到晚上10點才完結委托代理手續。 后來由于政府和媒體的介入，這次討薪糾紛還沒開庭就得到了解決。這些農民工在30天內拿到了上百萬的工資款，這也是工作站辦理時間最短，代理人數最多的一個案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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