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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迫于父母壓力與女子結婚 稱因現實太無奈
2010-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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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江蘇的一對男同性戀者結婚了。”轉動著無名指手上的婚戒，李建的眼里寫滿了羨慕，“我也在等著這么一天！”作為“男同志”，他跟別人不一樣的是，他已婚了，太太是一名女同性戀者。 互助婚姻，百度百科的解釋是：形式婚姻，“假鳳虛凰”，指的是同志(男同性戀者)和拉拉(女同性戀者)結婚，組建家庭，實質上，“夫妻”雙方在生理和人格上都保持獨立。李建便是這當中的一員。 互助，只因現實太無奈 婚姻，幸福背后的艱辛 “婚姻這個問題，我只能通過這樣的方式安慰他們了。” 作為獨子，李建從30歲開始就飽受父母的“嘮叨”，“什么時候帶女朋友來見我們”、“什么時候結婚”……從事法律事務的他，一直不敢向父母坦白的是：自己只喜歡同性，而且早就有了那個“他”。 李建一直用“工作忙”來搪塞不在身邊的父母，卻搪塞不了身邊的同事、朋友。“一個人單身太久，你說沒女朋友，別人的眼光就很怪異”。對同事和普通朋友，他一律宣稱“有女友、但在國外讀書”；對少數的好朋友，則選擇“出柜(坦白性取向)”，“他們不一定是同性戀者，但至少不會用異樣的眼光看我”。 直到去年年底，父親的突然中風，讓李建不得不把“終身大事”擺上日程，他的選擇是“互助婚姻”。“更多的‘同志’是用事實婚姻來掩蓋自己的性取向的，但在我看來，這樣的選擇其實對女方非常不公平，既不能滿足她的心理、生理需要，也不能保證婚姻生活幸福。”碩士畢業的李建選擇了找一個“拉拉”結婚，他坦言“如果不是為了父親也不想走到這一步”。 李建開始了“相親”，并對“她”提出三個條件：第一，身份學歷財產相般配，免掉“婚后”財產糾紛；第二，婚前要清楚地列一份協議，包括婚前財產公證、婚后應盡義務和責任；第三，相互尊重對方的父母，互不干擾各自生活。李建說：“是的，我是現實，但這是一種無奈的現實。” 經過半年的“相親”，李建找到了小菲，一名幾乎有著同樣要求的“拉拉”，受過高等教育、有體面的職業，更重要的是擁有穩定的情侶。網上相互了解之后，兩人懷著同樣的目的碰面，很快就去見雙方家長。 兩人先編出了一個城市里浪漫的故事，然后李建帶著小菲回重慶老家，父母大喜過望。“他們那么開心，讓我有些心虛、又有些心酸，”李建聳聳肩，“作為獨生子，父母對我的期望一直都很高，我從來沒有辜負過他們。可是婚姻這個問題，我只能通過這樣的方式安慰他們了。” 一切按照李建的設想在進行，婚宴很隆重。“其實，婚姻只是一種形式，”李建很清楚，“但在我的心中，最渴望是有一天，能光明正大地跟‘他’結婚。” 婚姻，幸福背后的艱辛 “很多人都以為婚姻能解決一切問題，其實，這只是個開始。” 淼淼結婚兩年，從不戴婚戒。跟李建一樣，她選擇的也是“互助婚姻”。“很多人都以為婚姻能解決一切問題，其實，這只是個開始”。 淼淼的故事跟李建差不多。工作5年之后，出生于西關的她特意跑到天河買了套二手房，與“愛人”同居，“我爸媽單純地以為她是我的好朋友而已，一起住是她租我的房子幫忙分攤貸款”。有房一族的淼淼，也找了有房一族的“他”。“我們倆結婚之前，就跑去做了‘財產公證’”。這本來在男女情侶之間很尷尬的事情，在淼淼他們眼里卻是必要之舉，“畢竟，我們的婚姻不是建立在感情之上的，先做公證對誰都好”。 淼淼原以為，結婚之后壓力會減小，后來才發現想得太簡單。“謊言開始，意味著要用千萬個謊言來掩飾。”說這句話的時候，淼淼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表面上，她婚后搬入了“老公”在番禺買的房子里；實際上，她只是把自己不常穿的衣服搬了過去。對方也擺放了牙刷、毛巾等日常用品，但跟“丈夫”住的人，是他自己的“他”。 而淼淼依然跟“她”住在天河的小房子里，“如果爸媽一時興起，沖到他那邊，他就不開門，假裝家里沒人”。父母常常出自好心，要過去給孩子打掃衛生或者煮上一頓豐盛的飯菜，但都掃興而歸，淼淼為此傷透了腦筋。為安慰老人家，淼淼每個月都安排跟“老公”回娘家吃一頓飯，每逢節假日，“全家”也出去吃大餐，偶爾還帶著“老公”去見親朋好友。“幸虧他爸媽不在廣州，要不然就更難搞了”。 在外人眼里，他們是幸福的小兩口，只有淼淼不停地喊累：“我們要平衡的，不僅僅是兩個人的關系，不僅僅是兩家人的關系，還有與各自情侶的關系。”在她的眼里，婚姻是建立在“兩對人”的關系上，任何一個人發生問題，都會影響四人的關系。 今年春節，她便曾跟同性愛人吵架，一度到了分手的地步。導火線就是“愛人”想兩人春節假期去旅游，可淼淼卻不得不跟“老公”回老家，“她覺得，我的虛假婚姻已經影響到我們的生活了”。淼淼當時很彷徨，卻無處哭訴，惟有不停地發短信給她道歉、解釋。“坦白說，我和她之間只有愛的承諾，沒有法律的保護相守一輩子，太脆弱、太沒有安全感。”淼淼看到自己圈子里，也有不少“拉拉”分分合合，心中更是擔憂。幸運的是，“愛人”生過氣后還是回到了淼淼身邊，但“這是一道傷疤，不知道什么時候會再度裂開”。 淼淼心中還有一根刺———孩子。結婚兩年的她今年已經30歲了，在外人眼里，她是時候當媽媽了。“其實，我和他都想要一個孩子，但是他希望孩子歸他，我希望孩子歸我，”嘗試著用輕松的語氣說這個問題，她一點都不輕松，在這么一個復雜的“家庭”里，她決定還是不要孩子。“雙方的父母都在催，我們說好了，在他父母那邊，先說我有問題，正在看老中醫，我這邊就說他有問題。”打算再拖個三五年，到時候就謀劃“離婚”收場。“跟謀劃‘結婚’一樣。”淼淼的語氣很無所謂。 選擇，不是人人都可以 “據我所知，身邊的人也不是想‘互助’就能找到對象的，成功率大概只有30%。” 小梅沒有李建和淼淼幸運，還在尋覓“互助對象”。“我找到第一個男‘同志’，是普通的企業小白領，沒房子，帶回家見我爸媽，他們不喜歡。”小梅實在拗不過父母，繼續尋覓：“換了第二個，有錢有房子，可還沒結婚就反悔了，因為他的朋友介意。” “其實，合適的男‘同志’并不好找。”小梅感嘆，數據顯示，有近四成的男“同志”都采取了結婚的方式掩蓋性取向，再加上社會對男性結婚的年齡相對寬容，已經35歲的小梅變成了“棘手剩女”。“男‘同志’不好找，渠道也非常有限，”小梅透露，大家一般都是上網尋覓，“偶爾也會有一些熱心的同性戀者組織互助婚姻聯誼會，小范圍內進行。” 但是，小梅還是沒有找到。“據我所知，身邊的人也不是想‘互助’就能找到對象的，成功率大概只有30%。”拖著拖著，小梅沒有像前兩年那么著急了，“我父母現在似乎也開始接受我單身的狀態了”。 (文中所有人名，均為化名) -專家有話說 性別研究學者——— 應對社會壓力 催生互助婚姻 “同性戀的生活不被認同、甚至被歧視，沒有法律的保障，在這種情況下，互助婚姻便是應對社會壓力的方式，”多年從事性別教育研究的艾曉明教授分析說，“至于當中個體差異化很大，我們不能就此單純地說誰活得好誰活得不好。” 艾曉明指出，相比“互助婚姻”，她認為更重要的是同性戀婚姻的合法化：“我同意李銀河的說法，同性戀的合法化比不合法化要好。我支持將同性戀婚姻寫入新的《婚姻法》。”著名性學家李銀河曾指出，在同性戀婚姻沒有合法化的前提下，互助婚姻比傳統的與異性結婚更加“人道”。 法律專家——— 一旦婚姻觸礁 孩子難說歸誰 “按照《婚姻法》，兩者登記之后視為合法婚姻，”暨南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蘇文卿分析指出，“離婚方式分為協議離婚和判決離婚兩種，‘互助婚姻’者采取協議離婚方式更合適。”她介紹，只要雙方有婚前財產公證、婚后購買的房子能明確證明出資方，根據新的《婚姻法》，這些財產便不會因離婚拿出來分割。 蘇文卿坦言，孩子的問題會更復雜：“根據《婚姻法》，婚姻內的子女視為父母的孩子，即便DNA證明不是對方的孩子，法官也要根據情、理、法多方考慮。” 鑒于“互助婚姻”內，女方有的采取“丈夫”的精子、有的自行到醫院做人工受孕，婚姻內的孩子需要考慮更多因素。“如果在哺乳期之內，法官會更傾向于判給母親以便于孩子的成長；如果孩子在10歲或者以上，法官還會參考孩子的意愿，”蘇文卿指出，“還有雙方的財產、有無惡疾、父母雙方意愿等等一并考慮，即便孩子曾經判給一方，也不代表會永遠屬于他/她，也有協議離婚、協議撫養孩子后反悔的情況存在。”蘇文卿強調：“一旦雙方或者男方找人‘代孕’，問題就更復雜了，可以這么說，目前國內關于這一塊的法律‘完全模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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