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市大渡口區秋田齒輪廠農民工劉大明因工傷殘3根指拇，企業將賠償7萬多元，但傷者劉大明還沒拿到賠償金，卻得知自己要遭1.5萬余元的巨額罰款———廠里說，工傷是因劉大明自己疏忽造成的，若罰少了，起不了警示作用；定這么高的罰款，也是為員工安全好，可以減少工傷。（9月29日《重慶晚報》）
劉大明因工傷殘3根指拇，已經夠不幸了。當地人保部門認定工傷以后，他尚未拿到賠償金，卻面臨1.5萬余元的巨額罰款。豈不是讓雪上加霜？按照工廠的解釋，工傷是因劉大明自己疏忽造成的，若罰少了，起不了警示作用。工廠還像模像樣拿出一本《安全生產管理獎懲辦法》進行解釋，該《辦法》規定對違章發生工傷的員工，根據造成損失大小處罰。且不說農民工收入有限，罰款1.5萬余元有違常理。從法律的角度講，企業根本就沒有權力對員工進行罰款。只要是在工作時間、工作地點因工作原因受傷，被鑒定為工傷，勞動者就不承擔過錯責任。企業不僅不反思改善勞動條件，加強勞動保護，安撫受傷農民工，反而獅子大開口，處罰工傷農民工，誰給的權力？在我看來，工傷農民工遭罰款鬧劇的背后，暴露了資方的霸道。企業肆無忌憚地把農民工玩弄于掌心，想罰就罰，顯然不是一個小問題。
不僅工傷農民工被企業越權處以天價罰款。工傷農民工流血又流淚的事情比比皆是。農民工工傷維權難背后的社會之痛值得深思。從媒體披露的情況看，農民工傷事故頻仍的原因多與勞動條件差，勞動強度大，沒有受到專業培訓，企業安全防護措施不夠有關。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廣東商學院謝澤憲教授、中山大學黃巧燕教授等人曾開展過一項工傷課題調查。他們對珠三角地區38家醫院、1家職業病防治醫院的問卷調表數據顯示，71.8%的企業發生過很多次工傷。絕大多數工傷者是青年人。他們據此認為，高速發展的指標掩蓋了工傷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違背了科學發展觀的內涵。
因此，從源頭上加強對農民工的勞動保護更為關鍵。比如，改善勞動者的工作條件，關注勞動者安全培訓、休息權利、工傷保護等等。盡管《勞動合同法》早已生效，但是我們不能寄希望于一部法律一勞永逸，加強勞動保護關鍵要看法律制度的執行力。
除了對農民工加強勞動保護，預防工傷事故以外，工傷事故發生以后，為農民工落實工傷待遇也很重要。而有媒體報道說：在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援助的案件中，超過90％的農民工沒有辦理工傷保險，沒有一個用人單位主動申請工傷認定、主動支付工傷待遇。農民工在維權過程中只能自己承擔傷害造成的后果，這對原本生活艱難的農民工來說無異于雪上加霜，常常是“一人受傷，全家落難”。
為農民工辦理工傷保險，本是用人單位的義務。更是法律的要求。但是，現實生活中，農民工存在流動性大，勞動關系確認難、時間長，農民工工傷待遇索賠程序復雜的問題。比如劉大明因私人原因離廠1年多，今年3月才返回齒輪廠就屬于這種情況。而且，多數農民工就業技能單一，法律意識不強。為了保住飯碗，他們即使明知用人單位違規操作，侵犯其權益，也只能忍氣吞聲，唯心接受不辦理工傷保險，不改善勞動條件等霸王條款，冒險工作、超負荷勞動。在逐利思維滲透到各行各業的當下，用人單位以影響發展和競爭力為由，也不愿意交納工傷保險費。
有消息說，有課題組已經對《工傷保險條例》提出了修改意見。筆者當然希望通過完善法律，幫助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所有勞動者落實工傷待遇。但是法律制度要靠人去執行。如果法律執行力沒有剛性，指望用人單位良心發現，自覺守法，主動維護勞動者工傷權利并不現實。
因此，職能部門提高執行力，增加用人單位的違法成本，尤為必要。只有相關部門勤于主動出擊，認真受理舉報，誰違規就處罰誰，才能切實保護勞動者權益，減少勞動者工傷事故發生幾率，防止工傷農民工被罰款這類流血又流淚的悲劇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