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 ROELLIG是馬薩諸塞州互惠人壽保險公司（馬薩諸塞互惠）的首席法務官與執行副總裁，他負責馬薩諸塞互惠所有的法律、公司文秘、管理和政府事務。在2005年加入馬薩諸塞互惠之前，他曾在三家上市公司任總顧問一職，但這些公司之后相繼被出售或兼并，它們分別是費舍爾科技國際公司(Fisher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 Inc.)、存儲科技公司(Storage Technology Corporation)與美國西部公司(US WEST.Inc.)。
MARK ROELLIG分別在密歇根大學與喬治華盛頓大學獲得了數學學士學位與法學學位，并在華盛頓大學獲得了MBA。他的聯系方式為：mroellig49@massmutual.com。
通過戰略調整結構一旦確定了企業戰略，你就可以構建法務部，從而為戰略實施提供有效的法律資源。什么是最好的結構呢？這要視情況而定。目前，很多公司是完全綜合性公司，而另一些公司擁有分散的、各不相關的附屬公司或業務部門。企業可以依照生產線或地理因素來進行構建。通過企業的結構來調整法律功能，以執行企業戰略。正如總法律顧問需要參與整體企業戰略的開發進程一樣，其他附屬公司、經營單位與法人單位制定戰略與目標時，也應讓一些律師參與進來。這種參與不僅能保證法務部中的信息被其內部客戶獲知，反之企業也能獲得其內部客戶的信息。一些組織擁有高度集中的法律構架。這種結構在高度集中的企業中可能會運作良好。但是，它也有可能變得過于關注內部，而無法提供獨特的商業價值，這時它的運作狀態就與外部的律師事務所一樣了。雖然對于一個企業的法律需求來說，外部的法律資源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但是內部的律師仍能在與客戶保持最親密的關系——以及在參與經營單位與法人單位的戰略性商業決定時，體現出他們極大的價值。除了“矩陣式管理”在實施上有難度之外，一個良好的法律結構對于許多組織來說都是一個混合模式，它包括功能性的專業知識與調整以及企業結構的各個方面。因此，最好在人力資源部中安排一個熟知勞動或就業法的律師，而在業務部門則應指派一個熟知一般商業法的律師。一個在訴訟方面有老道經驗的律師可以為所有的團隊提供這方面的信息。然而，所有這些律師都應向一個主要法律總顧問匯報——至少在一個點、線的基礎上——以確保所有附屬公司的法律戰略符合法律與公司的整體業務策略。在法務部中，我們依據我們獨立的附屬公司結構進行了調整，在每個重要的附屬公司中均安排了總顧問及其團隊，并在我們每個運營單位與法人單位中都分派了“賬戶伙伴”。另外，法律范疇內的集中功能結構（例如雇傭、M&A與合同法等）避免了企業與單位中法律專業知識的不必要重復，同時實現了信息的多向流動。
附加值的實現需要技能與專業知識為了體現戰略價值，法律團體需要不同類型的律師，而不是那些可能在私人或政府官司中取得成功的律師。這些律師經過專門的培訓，能為客戶提供法律解答與建議，同時也是富有才智的成功人士、律師事務所中的佼佼者，能為深奧的法律問題提供深入的解答。通常，這類律師會在小型、剛剛建立的團隊中非常自覺的工作。在一些內部的事務所中，律師扮演了一個強制執行者的角色——公司政策與法律的“警察”。遺憾的是，這類律師并不能有效的幫助企業戰略的實施。早期時候，他們無法參與任何業務或戰略過程，因為很多人認為他們是妨礙者，他們所建議的也都是無法做到的事。更重要的是，客戶會為這類律師提供不完整的事實，希望能借此獲得他們所希望看到的法律結果。戰略性內部律師不會說不，只會詢問希望完成什么樣的業務。重點不在于高喊“擊球”，而在于為某一業務出謀劃策進而贏得比賽。這是在明確認清了風險等級之后，找出合法實現企業目標選擇或方案的過程。戰略性內部律師必需將法律、企業與環境信息結合起來，因為企業合作者想要了解的是可行性而不是問題本身。除了優秀的法律技能外，他們還要以客戶能夠理解的方式，清楚的闡明法律概念。對于一個商人來說，討論訴訟法律方面細微差別的價值，遠不如告訴他可行性與不同措施所需要的成本，以及獲得一個清晰的、關于如何去解決這件事的建議來的重要。一個律師應該在整個事件中提煉出對于商人來說非常重要的部分，而不是對于律師來說的重要部分，這一點非常重要。
也許是回到商學院的時候了除了清楚的溝通法律問題，戰略內部律師還必需了解企業。對于大部分企業內部的定位來說，一定程度的財務和會計方面的敏銳度是非常必要的，它們能幫助我們了解什么樣的附加信息可能存在或者應該獲得什么樣的附加信息來做出更好的決策。另外，與法律事務所不同，內部律師通過提供業務結果來增加價值，而不是通過出售時間來增加。因此，法律選擇的經濟視角與建議是非常重要的。業務熟練的內部律師會將有效的法律行動從不必要的內部活動中分離出來，并開始與外部提供者一起對其進行安排，從而獲得結果。業務熟練的內部律師還能建立起信任關系，因為他們與各個法律組織進行橫向的業務往來，同時又縱向的與各類客戶組織打交道。他們必須是團隊成員，能夠參與團隊事務，也可以作為團隊領導高效的提出正確信息，他們還可以是成員與決策者的綜合體。他們所具有的能夠與不同的團隊一起工作以及聽取、理解相互抵觸的觀點的能力，能夠提高整合各種觀點以及得出最佳決定的機會。既擁有法律專業知識，又懂得商業技巧，這些律師是精通業務的戰略性合作者，他們積極主動且富有創造性。他們在幫助客戶尋找機會，而不是僅提供缺乏新意的答案。他們能影響法務部外部的人，使其遵循顧問的意見，這一點正是成功的內部律師與其他無論怎么苦諫都無法讓別人聽從自己意見的律師的區別。
開發一項結盟法律策略了解企業、戰略組織調整與人員配備之后，法務部可以將重點放在對企業來說最重要的附加價值上：制定法律策略。而遇到的最大挑戰就是使該組織從反應力：關于這個法律問題的解答是什么？——到主動力：我們怎么做能推進業務或降低風險？律師不僅需要參與及確認風險與挑戰，還必需通過強調自己提出的策略以協助企業，并在法律和商業環境發展演變時“獲得成功”。我們發現建立一個正式的法務部戰略長遠計劃是非常有效的。事實上，該計劃包含兩部分。第一，它強調作為一個部門怎樣才能做到更好。我們圍繞法律生產力、質量、速度、效率與成本提出了一系列目標與策略。對于內部法律團體來說，這些都是“必要的”、值得關注的要素，然而這“不足以”確保該企業能戰略性地運用法律資源。第二，我們將重點放在能將一個公司與其競爭企業區分開來的法律策略的制定中。這樣的策略，在依據特定的企業戰略方向進行調整時，能有助于產生一種特殊性，幫助企業實現其目標。我們的律師制訂能夠推進每個企業目標的戰略與策略，而這些是存在于整體的企業戰略中的。例如，一家公司可能有一項用于增長某一業務鏈條的戰略，而次級目標則是將業務拓展到特定目標；此時就需要相應的法律/監管策略來改變此情況下的法律，為此類業務拓展提供一個優惠的稅收待遇。在第一個例子中，該業務線上的律師應負責制定這些法律戰略與策略，因為他們最熟悉這些業務，因此，他們也能意識到業務與法律挑戰。讓法務部中更高級的律師來制定這些戰略是不可行的—最熟悉業務的富有創造性的律師才能想出最佳的辦法與方案。在這些戰略與策略制定之后，我們將與企業領導分享，同時詢問——他們是怎么想的？我們是否漏掉了什么？我們的建議能否與他們嘗試去完成的目標達成一致？我們發現單這一項討論，就能增加企業領導對律師的尊敬——“你的意思是說，你實際上是在協助我達成我的目標？” 在就有關業務的法律戰略和策略達成一致之后，我們盡一切努力確保它們并不只是更好的法律工作的保障，而是具體的、能觀察到的、可衡量的以及有時間限制的。我們還要審閱法務部高層中曾經提出的所有戰略與策略，排除任何沖突或其他不一致的地方；之后我們在一份書面計劃中對它們進行整合，明確它們與其支持的企業戰略與目標的關系。接下來，上述戰略與策略會被分配到法務部的各個小組中去，然后再委托給特定的個人。因此，當一個律師或律師助理在研究一項特定的法律策略時，他或她清楚所研究的策略將要用于支持什么樣的法律戰略與企業目標，以及這項策略將如何推進公司戰略。通過將這些戰略轉化為個人目標，我們可以確保它們的按時完成以及法律戰略得以推進。每年，我都在整個法務部進行一年來的總結反饋工作，以推進業務并起草下一年度的計劃。作為這項工作的一部分，我們盡最大的努力來衡量通過這些戰略舉措所獲得的業務附加值。這不僅是為了著重強調盡力做好“當前的”法律工作，同時也是對那些幫助推進企業戰略的個人的一種肯定與嘉獎。另外，我們會邀請企業領導來聽我們的陳述報告，其內容包括去年為企業創造的附加值。
一個戰略性的內部法律組織能增加重大價值有效實施一個企業法律戰略的結果是，法律部門創造出商業價值。此時，企業會更樂衷于將律師請到策略議定桌上，因為他們知道我們在那里可以幫助他們實現目標。戰略法律價值的產生常常發生在合同談判或交易環節中。如果律師了解對于客戶來說最為重要的是什么，他們就會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所以他們可以參與接下來的問題），同時可以將其過去所學與自己的想法結合起來。他們的愿望是為企業提供法律選擇與機會。這些都是一個高效的內部法務部的核心競爭力，不應該由外部的律師來完成。例如，在馬薩諸塞互惠（MassMutual），企業的退休服務部門尋求能使自己的企劃從眾多競爭者中脫穎而出的方案，同時想要增加客戶的方案贊助人信托責任價值。負責這一業務的律師制定了一項“信托擔保”，該擔保為信托人提供了特殊利益，并清楚地解釋了這份保險服務的風險與收益。馬薩諸塞互惠刊登了一份新聞稿，并制作了營銷材料，其中擔保的內容設計的非常醒目，人們認為這是促使顧客決定繼續使用馬薩諸塞互惠服務的一個關鍵因素，并且此項涉及也帶動產生了大幅額外銷量。附加值的其他方面體現在積極肯定地保護知識產權或商業秘密部分。在存儲科技（StorageTek，一家經營數據存儲硬件與軟件的公司），為了增加收益并保護我們的知識產權，我確立了明確的目標以增加我們的專利組合。法律策略包括一個專利復審委員會、發明者的獎勵機制、專利申請與專利獲得。最終，我們極大的增加了公司的專利組合，我們用其來獲得特許使用費，并對抗知識產權侵權的指控。如果內部的法務部了解公司戰略上的重點，它還可以幫助塑造企業運營的環境。監管約束則從法律問題方面轉換到了機遇方面。另外，管理上的改變不應被視為需要接受的負擔，而應被看作法務部與管理者一起制定有助于業務規定的機會。這同樣也要求律師了解該業務及其戰略，不僅僅從“產業”方面來看待問題。如果某試行條例或當前法規的結束，會因為你的競爭對手采用了不同戰略而對其造成完全不同的負面影響，則此類新的制約因素將會有助于公共利益與你的公司。當我在美國西部公司（US WEST）任職時，美國西部公司中有一項規定，即要求現任電信公司為了營銷目的，在使用顧客記錄與個人信息之前先要獲得顧客的許可。我們提起了訴訟，希望對此條規定進行更改。這些規定弱化了一切現任電信提供商在對他們的客戶進行營銷時本可獲得的收益，然而競爭對手與其它相關企業的運營商則可以不受任何限制的將自己的服務（包括電話）推銷給潛在客戶。依據憲法第一修正案，認定上述規定違反了美國西部公司言論自由權利的法庭裁決表明，因為美國西部公司在同新生的市場加入者和其他運營商競爭，所以該裁決為美國西部公司提供了營銷工作方面的法律競爭優勢。同樣的，我們向美國政府提出了違憲訴訟并勝訴，有線跨所有制禁令禁止電信公司提供視頻服務，這違反了言論自由。這一決定為美國西部公司打開了新市場和機遇，使得其可以在平等地位與有線電視和廣播公司進行競爭。最后，一個戰略性的法律機構能發揮更有效的風險管理功能。在法務部被視為協助業務并給業務增值的這一層面上，律師應意識到并參與進重要的企業決策。多數決策都伴隨有一定的風險。如果這些風險是法律性或管理性的，并由管理團隊確定及討論過，則在這一進程中可以更早的推進與考慮一些方法；或者可以通過設立一些職位或通過某些合同條款來進行保證，以降低風險。例如，在美國西部公司，當我們開始對現任且長期沒有變動過的職工群體進行一系列裁員措施的時候，我們開始收到一些含蓄的合同索賠（“我的老板告訴我只要我表現的好，我永遠都不會失去這份工作”）。為了更加主動的比這些“口頭合同”索賠搶占先機，我們在企業政策（員工都肯定的表示他們都“讀過、理解并愿意接受”該企業政策）中加入了一項具體的“雇傭自愿”政策。政策中的一項問答如下，“如果我的上級告訴過我只要我表現的好，我就能一直在公司任職；這是否產生合同權利？”答案是，不。這份雇傭自愿政策只有在“由雇員和合適的公司授權人員共同簽名的書面合同中進行修改�！边@條規定，以及雇員的承認，都極大的提高了我們對此類雇傭糾紛的辯護。
完善法律價值轉換在一定程度上，一個內部的法律組織成為一個戰略性伙伴之后，它將會從一個成本中心變為一個企業資本。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法律組織需要： ◎在最高層領導人中創造一種“企業合作者”文化； ◎該組織的合理構建與合理人員安排； ◎就其戰略方向的實行確立一個明確的計劃。結果將非常顯著。甚至更好的是，在艱難的經濟時期遇到的問題可能不會是，“怎樣降低我們的法律成本？”而是，“我們如何能夠最好的利用法務部以提高業績？”
馬薩諸塞互惠集團是馬薩諸塞州互惠人壽保險公司及其多家下屬公司的簡稱。馬薩諸塞互惠集團為超過1300萬的用戶服務，截至2009年底管理著4200億美元的資產、約合269億美元的法定保險金與存款。馬薩諸塞互惠集團名列財富美國五百強的第93位。馬薩諸塞互惠集團成立于1851年，它是一家提供財產保護、增值以及收入管理等系列服務的金融服務公司，其旗下的主要分支公司包括Oppenheimer基金公司(Oppenheimer Funds, Inc.)，Babson資產管理公司(Babson Capital Management LLC)，Baring財產管理公司(Baring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Cornerstone地產顧問公司(Cornerstone Real Estate Advisers LLC)，MML投資服務公司(MML Investors Services, Inc.)以及 MassMutual 國際公司(MassMutual International LLC)和MassMutual信托公司(MassMutual Trust Compan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