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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道德基礎不僅是一個美好社會的關鍵性要素，而且也是我們推行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的前提性條件。作為社會公共權力的主體，政府有必要始終高揚公平正義之旗幟，以樹立政府整體的道德形象。要努力開發領導干部的道德楷模功能，以領導干部的行為導向引領社會風尚的好轉。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于“第十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對未來五年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了系統的部署。為推進“十二五規劃”的實施，“建議”提出要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維護法制權威，推進依法行政。近日，國務院又頒布了《關于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就進一步落實2004年3月國務院發布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作出了部署。
全面推進依法行政任務依然十分艱巨
我們注意到，國務院2004年的“綱要”提出，要“全面推進依法行政，經過十年左右堅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在經過了六年多堅持不懈的努力之后，為進一步推進“綱要”的實施，國務院今年接連召開了兩次會議，要求各級政府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當前我國依法行政體制機制尚不健全，一些地方和部門不堅持依法行政、不嚴格依法辦事的問題還比較突出。今后一個時期，必須加大“綱要”的實施力度，全面推進依法行政，不斷提高政府的執行力和公信力，努力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依法行政是現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標志，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是我們黨治國理政從理念到方式的革命性變化，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邁出的重要一步，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
推進依法行政的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六年多以前的“實施綱要”以及近期國務院兩次會議和“意見”對此都做出了具體的部署。我們認為，在推進依法行政的進程中，需要高度重視對于依法行政的道德基礎的培育，因為這是依法行政的文化根基，在法治政府的結構中具有基礎性的意義。
當代政治科學的結構功能主義學說認為，一種政治體系必然依存于它所賴以生存的文化結構之中，在某種意義上說，一定的政治文化構成了政治體系的心理方面。因此，在推進體系變革和制度創新的過程中，也必須同時經歷一個所謂文化世俗化的過程。政治文化與政治體系之間存在著相互依賴的關系，政治文化影響著政治體系中每一個政治角色的行為傾向和行為方式，同時，由現存的政治體系所造成的機會和壓力又直接影響到一定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積淀。
道德在整個文化體系中是一個核心性的概念。所謂道德，主要是指人倫關系的基本準則。人是社會的人，所謂人的活動其實從來就是人的社會活動。而在人的社會交往中，自然存在一些“我們之所以得以交往、也能夠得以交往”的一般行為準則。所以“道德”一詞隱含著“正確的行為”之意，它屬于倫理學的范疇。盡管道德在不同的文化、哲學、宗教環境中具有不同的標準，但人們也普遍相信，人類世界有很大部分的道德準則和道德評價是相同的。在整個社會體系中，道德成為維系良好社會秩序和社會風尚的重要規范。
在人類社會發展和演進的長河中，應該是先有道德，然后才有了政府、法律等等所謂公共性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規范。因此，思想史上的普遍認識是，國家、政府、法律等等公共性結構和規范的產生，第一，必須以人類原本的道德為基礎，或者說不能違背人類原本的道德準則；第二，更為重要的是，國家、政府、法律等等公共性結構的產生，其根本的目的，也正是為了依靠其權威性的力量，來維系良好的道德準則，實現社會道德秩序的發展和升華。
古往今來的思想家都非常重視人類道德秩序的實現和升華。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著有《理想國》一書，將理想國家的核心問題確定為“正義”問題，而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一書，則將“善”作為國家統治的最高價值。近代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在其對于歷史進程的研究和思考中發現，政治問題和道德問題是無法分解的問題。他說，你要是把政治問題和道德問題分開，那你是無論如何既不能理解政治，也不能理解道德的。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所以他說，一個好政府是能夠使它的國民更富有智慧和更富有道德的政府。奠定了我國傳統文化基礎的儒家學說同樣強調道德主義的政治主張。儒家學說主張仁政，其基本要義，首先強調的就是統治的道德秩序與道德準則。
現代國家強調依法治國，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固然，依法治國的方略強調包括法制建設在內的制度建設的意義，但是值得重視的是，任何制度建設都必須以原本的道德秩序為前提，必須以維系良好的道德風尚、實現道德秩序的改良和升華為宗旨。因此，這里隱含著一個非常重要的內設條件，即依法治國或依法行政，必須形成良好的道德文化基礎。
依法行政的進程之所以艱難的原因
多年來我國依法行政的進程之所以艱難，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或者說原因，正是由于我們雖然注意到了制度建設對于依法行政的意義，但卻沒有能夠高度重視道德文化的培育對于推進依法行政進程的基礎性作用。同時，也由于社會轉型期各種各樣的原因對于社會道德秩序的沖擊，良好社會風尚的維系和弘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一些影響，所以，依法行政的道德基礎還遠遠沒有形成。尤其是在直接從事政府工作的各級領導干部即所謂行政主體層面，尚沒有普遍形成能夠推動依法行政的良好道德素養。多年來依法行政的進程之所以艱難，這樣的情況不能不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分析起來，所謂行政主體之道德素養問題乃至于能夠直接影響到我國依法行政之進程的道德文化因素或有如下一些情況：
第一，理想淡薄，價值失落，缺乏對于推進我國社會進步和文明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正如習近平同志在今年九月中央黨校的開學典禮講話中所指出的，領導干部如果能夠自覺地把人生追求和價值目標融入為祖國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奮斗之中，有了這樣的理想信念，才能使自己變得精神高尚、眼界開闊、胸懷坦蕩、生活充實，也才能做到淡泊名利、克己奉公、無私無畏、勇往直前，毫無保留地為國家為民族為人民貢獻自己的一切力量。然而在我們的社會實踐中，部分領導干部恰恰就缺乏這樣的理想和信念。有些領導干部雖然看起來也整天忙忙碌碌，但是要問及究竟是為了什么而這樣忙忙碌碌，他們似乎又很難說得清楚。
第二，欺上瞞下，虛事假話，追求一種唯上與唯形式的完滿結合。依法行政也好，良好的道德秩序和社會風尚也好，始終離不開一個“真”字，如果離開了這個“真”字，其他一切的理想價值和目標都會成為一句空話。然而在現實生活中，盡管我們多年來一直倡導良好的黨風和政風，但是那種欺上瞞下、虛事假話之風依然沒有得到有效抑制。正是由于這樣的風氣盛行，所以導致在各個領域各個層次，存在著一種“信息嚴重不對稱”的情況，從而也導致官與民之間、上級與下級之間在很多問題上的認知差異。
第三，地方主義、部門主義、集體功利主義與個體功利主義并存。在一個國家，政府往往具有縱向層次與橫向部門的結構劃分，政治學說稱其為“分化”與“專化”，但是，現代行政首先要求有一個“整體性的行政”，即在分化與專化基礎上實現高度的整合。然而在現實的行政環境中，地方有地方的利益，部門有部門的利益。一些官員出于集體功利主義以及個體功利主義的動機，而忽略政府的整體性功能和形象。一些地方政府可以為自己規定工作條件和生活待遇。地方之間的盲目攀比，爭資源，爭項目；部門之間爭職權、爭地位、爭預算，誰都可以把本部門的工作之重要性程度強調到不恰當的地步，導致很多相關政策的沖突困境。
第四，我行我素，虛無主義，公共交往庸俗化之風蔓延。應該說，對于政府之行為、對于公務員的規范，我們也有不少的文本和條款。然而，一些政府及其官員對法律、法規等規范性文件采取虛無主義的態度，縱然再有嚴格的規定，依然陽奉陰違，我行我素。在一些公務接待中，在一些公事往來中，往往出現美酒豪宴的場面，并且成為某些官員的辦事之道和成功秘訣。
培育依法行政的道德基礎的主要視角
上述種種問題，集中表現出行政環境中的道德缺失問題。而且，這種道德缺失問題已經形成了一定的行政文化，乃至于任何一個個體只要一進入這樣的體系，也就不得不慢慢地適應之。這種狀況不僅與依法行政的原則格格不入，而且還嚴重影響到了我國政府依法行政的實際進程。固然，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還是要不斷推進制度化建設，因為誠如鄧小平同志所說，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和穩定性。但是，良好制度的生成以及運行，首先面臨到的正是制度制定者和執行者自身的道德回歸和道德素養的提升。
從依法行政的道德文化建設角度來看，培育依法行政的道德基礎主要有兩個方面的視角：
一是，作為社會公共權力的主體，政府有必要始終高揚公平正義之旗幟，以樹立政府整體的道德形象。這涉及到政府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定位問題。多年以來，我們按照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實現了從計劃經濟條件下的政府職能到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政府職能的轉變�，F在，按照科學發展觀以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我們需要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尤其需要凸現政府的公共性角色、強化政府的服務性功能，并以此來確立政府的道德性形象。政府及其官員要切實擔負起用權力來維系社會公理和社會正義的責任，使我們的政府不僅僅成為社會權力的中心，而且還應成為良好社會風尚的高地。
二是，努力開發領導干部的道德楷模功能，以領導干部的行為導向引領社會風尚的好轉。毫無疑問，我們的各級領導干部是社會精英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同時具有道德楷模的功能和作用。在一般的意義上，領導干部具有組織、指揮、決策、協調、控制等等“管理性”的功能和作用，但是從社會學和政治學的意義上說，領導干部最重要的功能恰恰正是其道德楷模的功能。通過我們的管理措施，有效地實現對于各級領導干部道德行為的規范、矯正和控制，當能夠形成良好的黨風和政風，并以此來引領整個社會風尚的好轉，如此才能奠定依法行政的必要道德基礎，也才能出現依法行政進程的實際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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