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不難看出日本的公司治理改革并非激進地走向盎格魯—撒克遜的公司治理模式。所有的進展雖然緩慢，但正在有序地進行中
毋庸置疑，日本的公司治理模式已經成為現代欠發達國家學習的一種成功典范，也是通向國家富裕之路的一條捷徑。在這一利益相關者的公司治理模式把作為公司財務和生產活動的“內部人”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工人接受低工資，以換取終身雇傭;消費者接受高昂的消費者價格水平，以換取未來經濟和收入的可持續增長;金融機構接受很低的風險溢價，因為有財團的擔保和默認的政府擔保;公司則承擔高增長、低收益投資和多元化投資的風險。這架強大的“發動機”史無前例地拉動了一個國家整整30余年的經濟繁榮，造就了戰后日本不敗的經營神話，也大大提升了二戰中徹底被摧毀的日本人自信心。諷刺的是，一旦成熟起來的強大經濟實力，不經意間創設的市場力量輕而易舉地擊垮了固守幾百年的、以武士道精神為核心的日本文化。
1999年4月29日，在《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小淵惠三首相的文章，在過去獲得成功的制度和方式已經不再起作用，正在成為日本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桎梏。他還舉出了終身雇傭制和相互持股的法人所有制來說明這一點。小淵惠三的這番話一語中的，也顯然指出日本未來公司治理改革之路并不能在原有的制度上修修補補。
日本以相互持股為核心的法人所有制結構與市場價格機制有著一種內在的矛盾和沖突，原來的股票市場創設具有一個良好的市場傳遞信號，一旦市場出現風吹草動，立馬就傳遞到企業的經營決策之中。20世紀80年代中期，股票市場開始出現上揚的時候，法人相互持有的股票不出售，形成人為的高價，導致了泡沫經濟的持續高漲。而泡沫經濟破滅后股票價格一路下跌，同樣滯后效應又導致了企業實際上的低效率投資或者有風險的資金閑置，這是有悖于市場經濟規律的。所以，泡沫經濟之后的日本政府出臺了一系列的鼓勵政策來減少相互持股過多所產生的僵硬問題。銀行為了減少不良債權所帶來的經營困難，也紛紛開始出讓原先相互持股的部分。六大企業集團之間的交叉持股比例從28.01%下降到16.71%。
無論按照日本的法律規定還是按照股份公司的性質來說，股東都在股份公司中擁有絕對的權力，但是實際上在執行過程中并沒有達到對中小股東的保護不足。正是對中小股東的保護不足，導致了日本企業在長期經營中的低績效。日本政府也開始意識到這些，所以日本公司治理改革的另一個方向就是增強中小投資者的保護強度，恢復日本企業的股東作用，同時也回歸一個由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共同組織的正常公司治理機制。而且，由于股東地位的回復，也產生了國外投資者的流入，一個開放性的、競爭性的公司治理模式正在逐漸形成。最近，根據日媒報道，中投和外匯管理局已經拿出2000億中的1/3投資到日本市場。問題似乎不在于投資多少，也不在于投資什么行業，而在于一個良好改革的缺口正在打開。
總結起來，我們不難看出日本的公司治理改革并非激進地走向盎格魯—撒克遜的公司治理模式。所有的進展雖然緩慢，但正在有序地進行中。日本公司治理開始出現混合化的多元治理機制，企業之間也增加了多樣性，產生了各種各樣的混合形式。市場傳導能力以及外部壓力機制都開始進入日本的公司之中，而且日本的公司治理也開始重視企業的社會責任、對管理者的激勵引入股票期權和重塑了董事會以及中小投資者的保護地位。
不過，公司治理改革的未來對于日本來說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這并不是說日本沒有再度復蘇的機會，而是日本在走向一個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公司治理機制過程需要克服太多的固化力量。市場并沒有自動戰勝的力量，而在日本這樣的國家中文化力量顯得如此不可或缺。因此，市場化的改革過程需要不斷地在效率和公平之間不斷地來回搖擺，尋求兩者的有效平衡。希望上帝的幸運之手還能再次眷顧讓我們有著復雜情緒的國家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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