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談論全球社會責任投資時，這一投資方式所依據的多重標準或價值觀（如社會、環境、倫理和可持續發展等），實質上反映了現代企業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如公司治理、環境與社會績效、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公正等。這些問題又是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的主要論題。
從這個角度分析，全球社會責任投資運動發展歷程是與人們或社會對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概念認識的深化與發展密不可分的。可以說，社會責任投資就是貫徹和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一種投資機制。
從研究文獻追溯來看，“企業社會責任”一詞最早起源于美國，但英國人謝爾頓（Oliver Sheldon，1923）最早提出了這一概念。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理論，有三大理論比較有代表性。
第一，主流經濟學家的傳統觀點（Classical Views）。早在40多年前，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1970）在《紐約時報》雜志上撰文指出：“企業僅具有一種且只有一種社會責任——在法律或者倫理習俗的社會基本規則下實現利潤最大化。”確實，后來有不少研究文獻試圖證明企業追求社會責任與利潤目標之間是相互排斥的。
弗里德曼相信，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市場如同一只看不見的手（亞當·斯密的著名邏輯），會促使企業追求私利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并引向和諧（一般社會福利）的最終結果。因而，任何企業都私利地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最終會達到市場的一般均衡（或言效率）。所以，企業社會責任僅局限于追求利潤最大化并沒有什么錯誤，恰恰是一種正確的選擇。
盡管弗里德曼關于企業社會責任僅僅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的著名觀點是有缺陷性的，但其影響卻是非常深遠的。
第二，利害相關者理論（stakeholder theory）。“利害相關者理論”的核心內容是：企業是與相互影響的利益相關者（包括股東、雇員、顧客、供應商、債權人、政府和社區）相互聯系的一個結合體，它有責任和義務為利益相關者和社會創造財富。所以，企業社會責任不僅僅是要為股東謀求利潤最大化，而且也要為其他的利害相關者創造有益的利益。
自從愛德華·弗里曼（Ed Freeman，1984）在《戰略管理：利害相關者理論研究》一書中普及了利害相關者思想的概念后，利害相關者理論開始被廣泛傳播。早期的利害相關者理論是作為企業戰略管理的一種有用工具。之后，許多研究文獻將利害相關者理論與企業社會責任聯系起來，企業的環境被視為是改善企業與其利害相關者之間的關系。后來的許多研究又深入地試圖建立起企業的“社會”與經濟績效之間的相關性，認為企業的“社會”表現應當是與其經濟績效相關的。
由此，企業社會責任被視為是企業對待利害相關者的一種行動，利害相關者理論也成為探討企業社會責任當中非常有影響力的一種理論。
第三，三重底線理論（Triple Bottom Lines Principle）。“三重底線”最初由埃金敦（John Elkington，1995）杜撰的一個術語，直到他的《用叉的加勒比人：21世紀企業的三重底線》（1997）一書問世后，這一術語才被廣泛接受。事實上，“三重底線”這一基本概念的產生也與早期生態與環境思想密切相關，如布萊敦蘭德報告（1987）和里約熱內盧環境及發展宣言（1992）等。
這一理論認為，我們不能僅僅關注企業增加的經濟價值，而且還要關注企業增加或破壞的環境和社會價值。從狹義上講，“三重底線”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分析框架，用以衡量和評價與企業的經濟因素表現相對應的社會和環境因素表現。從廣義上講，這一術語被用來關注企業必須陳述的一整套企業價值、企業問題和企業行為過程，以便減少任何企業行為所造成的有害效果，并創造出經濟、環境和社會價值。所以，“三重底線”包含了企業的意圖和考慮利害相關者（股東、消費者、雇員、合作伙伴、政府、地方社區和公眾）的不同需求。
“三重底線”理論之所以會獲得廣泛認同，一個重要的觸發點是殼牌公司和英國石油公司等跨國公司后來都沿用這一標準。
從根本上講，三重底線“理論不是計算利益得失的一套方法，更可謂是一種哲學。任何企業行為至少應該達到經濟、社會和環境三元因素（或三重底線）的基本要求，研究企業效益應從傳統的 “成本——效益”分析的經濟層面推廣到社會和環境層面，不僅要計算企業的社會和環境成本，而且還要計算企業的社會和環境效益。如果企業按照上述要求做出的任何投資決策，才符合企業社會責任的規范要求。
確實，這一理論推動了許多企業重新定位其經濟、社會和環境表現或績效之間的相互關系，并將環境保護和社區健康等作為獲得更大利潤的一種有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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