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北大校慶所舉行的“校長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對當前“大學圍著市場轉”的問題提出尖銳批評。紀寶成表示，市場經濟“是以物質利益為動力的”，但大學的使命和精神，要求它與市場保持一定距離。大學喧囂、浮躁、拜金、學術造假、急功近利。有些大學教師成了某些特定利益集團的代言人，學術大師難以出現，高水平的科學研究成果受到嚴重影響。與此同時，紀寶成也對有些人將大學當成一個政府機關的附屬物，當成工廠的一個車間來進行指揮表示了自己的不滿。
紀先生在這里提到的不外乎兩個問題：一是市場化的問題，二是官場化的問題。前者是“市場壓倒大學”的問題，后者是“官場壓倒大學”的問題。然而，只要對中國目前的大學體制稍有些了解，便知道真正傷害中國大學、使大學弊病積重難返的是官場而非市場。
如果我們回顧中國近年來的社會發展，亦不難發現，市場因素進入大學并非壞事，更不必然導致大學使命與大學精神的喪失。從理論上說，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最大的一個成就莫過于社會的橫向聯系不斷增強，并伴隨著以權力為紐帶的縱向聯系不斷減弱甚至瓦解。而這種自上而下的權力管制，恰恰是束縛大學自主辦學、積極創造的關鍵。在此意義上，大學及教授不斷走向市場，可被視為中國社會成長的標志性事件。而從公正角度上說，市場行為至少是建立在橫向的平等的立約之上，相較過去強買強賣的“權力之約”，也是一種進步。當大學或者學者可以從社會上找到自救的市場，市場的出現也在客觀上完成了對官場（權力）的重構與分權。
有人指責某些大學教授與社會既得利益集團“沆瀣一氣”，為一己利益，甘愿成為利益集團的代言人，為利益集團效勞，成了利益集團的鼓吹者、宣傳者和傳話筒。持此批評者不知道，能夠為利益集團代言者只是鳳毛麟角，殊不知一則“觀點平衡世界”，二則絕大多數教授學者仍是象牙塔里的“沉默的大多數”。他們領著不足與人道的薪水，雖多有閑暇，卻也不得不時常為“屢敗屢戰”的課題經費向技術官僚低聲下氣，甚至帶著學生一起造假應付“洲際導彈”（見王則柯先生《教學評估令大學風采盡失》）。
兩百多年前，漢密爾頓在談到審判獨立時說：“就人類天性之一般情況而言，對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權，等于對其意志有控制權。在任何置司法人員的財源于立法機關的不時施舍之下的制度中，司法權和立法權的分立將永遠無法實現。”這便是“誰抓住了法官的飯碗，誰就抓住了法官的腦袋”的著名論斷。這個“飯碗決定腦袋”的論斷同樣可以解釋廣西師范大學為什么出現六位校領導隆重迎接教育部教學評估專家組秘書的丑事。中國版“欽差大臣”的荒誕與奇丑，不禁讓我們的眼角浮起果戈理式的“含淚的微笑”。
由于必須接受權力自上而下的指導或者資源分配，許多學者進行研究時只能做有希望被批準的研究，如此做學問難免被打上“奉旨研究”的烙印。在此條件下，如果他們能夠在官場（權力體系）之外獲得市場（社會）的支持，在我看來，這不僅沒有讓大學精神丟失，反而可以使被磨損的大學精神得到修復。另一方面，如果了解啟蒙時代的出版史，了解市場對觀念進步起到的關鍵作用，就會發現，學者走向市場積極做轉型時代的生意，同樣可以居功至偉。
顯而易見，現在真正傷害大學的不是市場，而是無所不在的官場。三十年“小政府、大社會”的追求如何走樣，大學即是縮影與見證。如今的中國大學早已是一個個臃腫的行政機構。行政化管理、文牘主義讓許多工于思想與創造的學者們苦不堪言。大學內部日益膨脹的行政部門更像是特洛伊木馬一樣策應上級行政單位對大學的“進攻”，而舍身從事管理工作的教授們因為層出不窮的“填表工作”，也不得不以后半輩子“學術拋荒”為代價。行政評估、審批、審查等更像是一個巨大的打磨機，讓所有大學在技術官僚面前失去光鮮與棱角。
為什么出“大樓”不出“大師”？為什么出“官府”不出“學府”？論及中國大學的解決方案，相信許多人都已心知肚明，比如讓學術與行政分開，讓大學回歸教授治校的傳統，重拾“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等等。決策者若真有抱負建好中國大學，不必勞民傷財到哈佛、牛津去取什么經，其實只要買張去昆明的火車票，到西南聯大的廢墟上走一走，想一想，相信在那兒你什么答案都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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