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中科院大化所分子篩醇水分離膜專利技術的國際許可實踐
近日，由新加坡Hyflux公司首席技術官（CTO）Fong Chun Hoe先生親自帶隊的一批工作人員，如期來到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以下簡稱大化所）接受為期三天的技術培訓。
這一技術就是今年10月9日大連化物所與英國BP公司和新加坡Hyflux公司在新加坡簽訂的《分子篩醇水分離膜合作框架協議》中所涉及到的分子篩醇水分離膜專利技術。根據該協議，合作三方就該膜技術的深度技術集成、產業化和全球市場拓展進行國際合作。Hyflux公司CTO帶隊來到大連化物所，意味著三方國際合作項目進入實施階段。
《科學時報》記者來到大化所了解其中的前因后果。記者感受到一場驚心動魄的國際專利攻堅戰就像上演“三國演義”似的異彩紛呈。
尋找最佳合作伙伴
“我們經過十余年的努力，形成的分子篩膜載體大規模制備、A型分子篩放大合成、滲透汽化和蒸汽滲透膜組件的設計及分子篩膜專利技術，具有獨立自主的知識產權。”談起這一專利技術，大化所國家重點實驗室無機膜催化及催化新材料研究組負責人楊維慎研究員備感欣慰的，不僅僅是技術本身，而是這一技術背后隱藏的巨大市場前景，“它可以大幅降低生物乙醇的生產成本，在生物發酵制乙醇領域中具有十分重大的工業化前景”。
楊維慎介紹，近年來，生物乙醇作為可再生能源，已成為各國政府重點關注和應用推廣的新型能源。生物乙醇可以通過含淀粉作物（如玉米、土豆）、含糖作物（如甜菜、甘蔗）和木質素或纖維質植物（如木材、麥稈、麥秸）的發酵獲得。2006年，全球生物乙醇燃料開發的投資額達到180億美元。據估計，到 2020年，全球生物乙醇需求量將達到1200億立升。
“決定生物乙醇價格的因素，關鍵就是發酵液的乙醇脫水技術。”楊維慎說，在國際原油價格居高不下、國內石油需求量日益激增的情況下，生物乙醇高效低能耗生產技術的開發及應用推廣，對替代和緩解石油資源不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目前，工業無水乙醇的生產方法主要包括恒沸精餾、萃取精餾和吸附分離等。“這些傳統的乙醇脫水方式普遍存在工藝過程復雜、能耗較高及污染嚴重等問題。”楊維慎介紹，滲透汽化/蒸汽滲透膜分離工藝比起傳統工藝，具有一次分離度高、操作簡單、無污染和能耗低的特點，是解決生物乙醇提純的關鍵技術。分子篩膜作為一種新型的無機分離膜材料，可以在苛刻條件（較高溫度和有機溶劑）下使用，且具有高通量、高穩定性等特點，有著極強的競爭力和巨大的市場需求。他們研制的分子篩膜載體大規模制備、A型分子篩微波放大合成、滲透汽化和蒸汽滲透膜組件的設計及分子篩膜專利技術，正是“生而逢時”地迎合了這一市場需求。
這一技術誕生不久就引起了BP公司的注意，并產生了極大的興趣。“BP公司是目前世界上三大石油公司之一，在能源相關領域和中科院開展了一系列科技合作。BP公司與大化所的‘面向未來的清潔能源’和‘能源創新實驗室’合作項目就一直進行得非常順利，也非常希望與我們就分子篩醇水分離膜這一技術進行合作。”大化所知識產權開發辦公室主任吳鳴研究員說。
吳鳴介紹，2005年，BP公司聘請經濟評估公司對整個項目進行了嚴格評估，特別是對采用這一技術產生的能耗、技術成本進行了詳細評估，最終認為，這一技術能把精餾的能耗結余10%～30%。2006年，BP公司還資助大化所將這一技術進行了中試。中試發現，利用這一技術分離乙醇，能使乙醇的濃度達到99.6%以上。“更重要的是，我們的膜分離出來的水是不含乙醇的，也就是說其后的廢水不需要處理就可以直接排放。”
但遺憾的是，作為一家能源公司，BP本身不做膜材料和相關設備的制造，大化所必須找到第三方進行合作，這個合作對象不僅要求有膜技術方面的工程力量，更要求有較強的國際市場開發能力。“我們希望我們的專利核心技術能夠在國際范圍內整合優勢資源，一開始就瞄準國際市場，因此必須通過國際合作。”吳鳴說。
經過一番調研后，他們找到了Hyflux公司。Hyflux公司是在膜分離領域快速發展起來的國際知名公司，在海水淡化、中水利用、油水分離回收利用等膜分離應用領域有出色的國際市場業績，目前市值已愈百億元人民幣。“新加坡1/3的淡水都是由這家公司提供的，它在中國天津、葫蘆島等地也建了好幾家海水處理廠。在業內有一定的口碑，應該是我們理想的合作伙伴。”吳鳴說。
一波三折的馬拉松談判
大化所終于找到了合適的合作伙伴，“分子篩醇水分離膜”項目也因此變成了三方的國際合作。
然而，他們接下來面臨的卻是一波三折、整整長達一年的馬拉松式談判。
市場嗅覺敏銳的Hyflux公司對與大化所和BP公司的國際合作非常看好。“我們兩次去新加坡談合作事宜，都是Hyflux公司董事長林愛蓮親自和我們談。”楊維慎介紹。
但是，這位強勢的女董事長的“胃口”遠在他們意料之外。“最初，她想買斷我們的技術。但我們不想這樣，我們堅持要和BP這個老朋友、大客戶合作，而且由于這個技術涉及了生物乙醇這一重大應用領域的核心生產環節技術，可能對我國未來能源成本和能源安全構成影響，我們必須在這項國際技術許可中，堅持對該專利技術在中國的完全的自主權利，我們要給中國的企業留下足夠的空間，這是我們合作的原則。”楊維慎說。
由于“道不同”，大化所與Hyflux公司的談判在最初幾個回合后，因陷入僵局而暫時擱淺。
“我們也問過BP公司是否愿意自己制造產品，他們對此沒有興趣，但是他們也希望買斷這個技術。我們的擔心是，如果只和BP合作，它可能只是把技術放在口袋里而不是真正投入生產運用。”
本著“三方合作互惠”的原則，三方各作讓步，開始了新一輪的談判。
然而，接下來的事情讓大化所和BP公司更加始料不及。
2007年1月，大化所和BP公司同時收到Hyflux公司發來的律師函，Hyflux公司購買了一個歐洲公司的專利，這個專利本身和大化所的分子篩醇水分離膜技術沒有直接關系，但是該專利把膜的孔徑范圍覆蓋了。
“掌握專利就掌握主動權，Hyflux公司要求主導談判與三方的合作。”吳鳴說，“為了這個問題，我們開了一系列會議，還為此作了一系列評估，按照他們專利覆蓋的范圍，我們和BP公司幾乎沒有任何發言權。”
楊維慎介紹，他們的項目總共有十幾項專利，早在1999年他們就在國內申請了第一個分子篩醇水分離膜方面的發明專利——“微波合成A型分子篩膜”。但這一專利只是中國的專利，并沒有進入國際。
“我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國際專利。”楊維慎說。
BP公司為此也十分頭疼。“我們特意飛到倫敦BP公司總部和他們商討這個事情，討論了整整兩個上午都沒有任何頭緒。”吳鳴介紹，最后，BP總部專利方面的律師不得不檢索BP所有關于無機膜的專利記錄。后來，BP找到了他們在歐洲申請的一個國際專利，比Hyflux公司的歐洲專利早一年。
情況變得更加復雜，BP公司開始占據了主動權。“歐洲市場是BP的專利覆蓋，美國市場是Hyflux公司的專利覆蓋，我們的專利只能在中國市場覆蓋。”吳鳴說。
談判只能重新開始，因為三方的專利和技術訣竅覆蓋了全世界可能應用的范圍，誰都不想放棄合作。
“我們和Hyflux公司的談判，甚至都吵了起來，還拍桌子瞪眼睛！”吳鳴對這段談判經歷記憶猶新。
“經過協商，我們希望合作三方充分發揮各自的專利和專有技術、工業設計和制造、市場網絡和資金運作的優勢，全力推進該技術的產業化和市場化拓展。”吳鳴說。
終于在今年9月份，三方達成了共識：大化所作為核心專利技術的許可方，通過一系列交叉許可（CROSS LICENSING）各自的專利技術，Hyflux公司作為主要生產方進行分子篩膜和膜組件的制造，BP作為主要用戶并通過它的全球市場和資金運作能力共同開展工業化示范項目，從而實現該技術的全球產業化和市場化發展。
三方共贏 皆大歡喜
今年10月9日，大連化物所與BP公司和Hyflux公司就《分子篩醇水分離膜合作框架協議》在新加坡舉行了簽字儀式。這是包括科學家、銀行家、風險投資機構在內共有300多人、30多家媒體參加的國際合作盛會。
“協議簽訂之后，Hyflux公司的股票漲了大約16%，這是我們回來后了解到的，把我們都嚇住了！”吳鳴說。
這是一次三方共贏的國際專利合作。在三方合作框架中，BP公司成為該技術早期研發資金投入的直接受益者，將以優惠價格從Hyflux公司獲得膜產品。Hyflux公司利用自身在膜分離行業的市場和技術組合優勢，不僅可以通過這個高附加值創新膜產品獲取高額利潤，同時，也為該公司通過膜產品優化組合和企業資源重新配置使之進入高速發展通道提供了一次絕好的機會。
“我們則通過將分子篩醇水分離膜的制造技術許可給Hyflux公司，不僅獲得了一筆技術門檻費，同時還將對膜產品的銷售按照一定比例獲取技術提成費，從而實現技術許可費收入。”楊維慎告訴記者。
重要不是放在嘴上說的
“我們本來可以做得更好！”記者在大連化物所采訪期間，該所所長張濤不止一次對記者發出這樣的感慨，對于這句話，吳鳴和楊維慎更深有感觸。
“我們不僅是技術的擁有方，而且早在1999年就申請了專利，但是沒有想到最后變成了一個妥協的結果。”楊維慎話中透露著些許的遺憾。
楊維慎1990年從大化所獲得博士學位之前，曾在英國伯明翰大學進修過一年，畢業以后分別在美國南加州大學和德國生物界面研究所做過一年的訪問學者。這些國外經歷讓他較早地了解到了知識產權的重要性，“但是我真正深有感觸的，還是這次與BP和Hyflux公司的合作”。
楊維慎印象最深的就是新加坡法律條款的嚴謹，以及Hyflux公司的首席投資官Sam Ong先生和Hyflux律師對合同談判的細致入微。
楊維慎說，Hyflux律師細致到所有文本的每一句話都會很仔細斟酌，每句話都會想出不同的組合，他會把所有的組合都列出來，所有的可能性或歧義都列出來，然后一個個推敲。
“Sam Ong先生對知識產權和專利問題是相當專業的，非常年輕，一看就是那種非常睿智的人，可以從他的冷靜中看出他的銳利，他善于理解問題并設法主導談判方向，最終達到推進的目的！”吳鳴說。
正是這位首席投資官，在三方談判因國際專利的覆蓋問題而陷入僵局時，打破了三方談判的堅冰，而他本人也被公司從首席投資官提拔為首席財務官（公司二把手）兼首席投資官。
“在整個談判中，BP公司也有3個專門的律師負責，而我們大化所從嚴格意義上講，只有吳鳴在負責知識產權的工作，也是吳鳴在和他們談判。我們和他們之間的差距顯而易見。”楊維慎說。
對于此次談判所留下的遺憾，楊維慎的感觸是：“問題的癥結就在大化所雖然有技術，但是早年沒有申請國際專利。”當年，他們也意識到了國際專利的重要性，但是5000美元的專利申請費和每年高昂的專利維護費讓他們最終望而卻步。
吳鳴則認為，中國的創新科技成果應該面向全球科技產業化，需要集成世界優秀的技術資源，但問題在于，國內科研機構依然缺乏在國際上開展專利技術轉移的相當經驗，在國際間的合作中，與有關國際規則和國際慣例還有較大的距離。“在實際的國際交往過程中，無論從知識產權的法規體系、組織體系、知識體系和人力資源體系，我們還都處于相當明顯的弱勢。”
吳鳴認為，我國知識產權專業人才的極度缺乏，是制約研究所知識產權工作的一個重要瓶頸。
今年初，張濤出任大化所所長，將大化所的知識產權工作再提升了一個高度。張濤認為，應當加強知識產權的“運營”，應該將專利的申請、保護和轉移與市場需求緊密結合。而這也將是大化所下一步知識產權工作的重點。 科學時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