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證券市場中的基金投資者購買基金時，無論開放式基金還是封閉式基金，簽約都是用的基金管理公司提供的標準合同與格式條款，其中有關發生糾紛后的解決機制，無一不是仲裁。對此，也沒有人提出過質疑，而購房者購買房產、消費者購買大宗電器、游客購買旅游服務等時，所簽的《購房合同》、《消費合同》、《旅游合同》時，有關糾紛處理機制中羅列仲裁、訴訟二種形式，由格式條款的非提供方自行選擇，以示公平。而基金投資者在收到基金管理公司提供的格式條款時，也是格式條款的非提供方，卻不能象購房者、消費者、游客那樣可選擇糾紛處理形式。
目前幾起因基金投資者與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之間的糾紛而引發的訴訟，都因《購買基金合同》中限定了仲裁形式，而使基民不得不在仲裁機構進行仲裁。現在看來，以單一的仲裁形式來解決基金投資者與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之間糾紛，并非上乘之選，大體上表現為：仲裁機構對基金投資者保護力度與意愿不足，仲裁中仲裁收費、仲裁員選任、仲裁員回避等制度比較僵硬，一裁終局制度及仲裁監督機制不夠等，都限制了基金投資者的跨入仲裁的信心與意愿。所以，最好的解決辦法是讓法院審判的陽光照到基民訴訟中，在仲裁機制仍留存的情況下，基民也可以運用訴訟機制，以維護自身的權益，及從民事訴訟的角度加強對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監督。
解決這一點，現行《購買基金合同》中限定單一的解決形式顯然不行，像《購房合同》、《消費合同》、《旅游合同》等那樣，將解決糾紛形式的選擇權交給基金投資者，在管轄地而言，應有利于、方便于基金投資者，對此，基金市場監管機構應當與民作主，為基金投資者著想，運用監管手段監管各《購買基金合同》，最終將這一選擇權交給基民，以體現保護投資者是證券市場政策的重中之重之精神。
在購買基金時基民被限定只能仲裁的條款的有效性，目前已被一起案件所打破，這種“打破”在基金市場中具有示范性和參考價值。
筆者的一位朋友告訴我，有這么一個案例：一位基民因與基金管理公司發生糾紛，到其所在地的山西某基層法院起訴基金管理公司，立案后，基金管理公司并不到庭，并以糾紛解決形式已有約定為由要求駁回基民的起訴，但法院認為雙方原《購買基金合同》中所約定的單一解決方式的仲裁，屬于格式條款提供方的基金管理公司單方面限制，是霸王條款，對格式條款非提供方的基民是不公平的，應屬于無效條件。由此，這家基金管理公司才到了庭，雙方最終也達成了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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